我国刑法对追诉时效进行了限制。刑法第八十七条、八十八条、八十九条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其中第八十七条规定了追诉时效的期限，第八十八条则规定了追诉时效的延长——由于发生了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事由，追诉期限无限延伸的制度。第八十九条第二款则规定了追诉时效的中断——在追诉时效进行期间因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已经过去的时效归于无效，追诉期限从法律规定的事由发生之日起从新开始计算的制度。综合分析一下我国关于追诉时效制度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商榷的。
　　一、 追诉时效的延长
　　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里所说的“立案侦查以后”是指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按照自己的管辖范围，对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予以立案，进行侦查，搜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的证据材料之日起。“受理案件以后”，是指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管辖的规定，接受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被害人自诉案件之日起。“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主要是指以逃避、隐藏的方法逃避刑事追究。追诉时效的延长从各国立法来看主要是防止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审判，但是追诉时效的延长并非被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又实施逃避侦查的行为，致使司法机关不能行使起诉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在追诉时效期间过后追诉权归于消灭，对该犯罪行为不可追诉。无疑这对保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是不利的，同时还会鼓励犯罪人逃避刑事追究。所以追诉时效的延长是完全必要的。但本条规定“立案侦查”和“受理案件”是指在追诉时效的期限内，对于已过了追诉时效才开始的立案侦查和审判活动，不适用本条规定，而是应分别采取撤消案件、不起诉或着宣告无罪的方法处理，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处理这种情况时采用“逃避侦查或起诉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来规定，这对于刑罚价值的实现似乎“过犹不及”。虽然对于那些不思悔改，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在时效上作一些延长和变通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如果对时效的延长不作任何限制，便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首先，这意味着对于任何犯罪，无论轻罪还是重罪只要是在司法机关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刑事追究的，在其死亡之前的漫漫岁月里时刻承受着被起诉的“危险”，这种负担对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来讲无疑是过于苛刻。实际上犯罪嫌疑人逃避刑事追究后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对其无疑也是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包括道义与良心两个方面。其次，从司法机关行使追诉权方面来看，犯罪后经过的时间越长，案件侦破的难度越大、成本越高。即使侦破，犯罪嫌疑人也可能早已成为一名守法公民，或已丧失刑事责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追诉权虽仍具有效力，但实际上却是难以行使，即使行使也难免有悖法之本意，其综合效果必然大打折扣。追诉时效的延长是正确的，但应该有个限度。

　　此外，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时效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检察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这种规定，有利于保证有罪必究，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为解决百姓告状难提供法律依据。这一规定亦不甚恰当。我国刑法侧重于对被害人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某些方面却漠视了犯罪人的人权。而八十八条的规定无疑是这种倾向的集中体现。“行为人只对其行为负责”如果说由于犯罪嫌疑人逃避审判而导致时效延长还是符合立法精神，那么因为司法机关本身的原因却使时效延长无疑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让一个罪轻的去承担与罪重的相同的追诉期限，又有谁会认为这是“罪刑相当”。所以由于司法机关失职造成的不立案应由司法机关自己承担责任。否则不仅对犯罪人不公平，也是对司法机关的放纵。
　　二、 追诉时效的中断
　　我国刑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的追诉期限从后罪之日起计算。这表明，在追诉期限内又犯罪的，前一犯罪的追诉期限从后罪的犯罪行为完成或停止之日计算。这里的前罪和后罪并未限定为同一种罪名，只要构成犯罪即可。只要再犯新罪，前罪开始计算的时效期限就归于无效，而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在我国，中断时效的法定事由是“又犯罪”。所谓“又犯罪”包括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与前罪相同的罪和不同的罪。即无论又犯什么罪，前罪的追诉期限立即中断，其追诉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从新计算。这一理论违反了当代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与刑法的目的、功能、价值、效益并不一致，存在诸多不合理性。我们一贯强调刑罚与犯罪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一旦犯罪，犯罪人即要在短时间内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才会起到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作用。所以及时性应为刑法的基本特征之一。丧失及时性的刑罚其本身即是无效刑。而追诉时效的中断对丧失及时性刑罚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空间，从而使许多犯罪面临着数年后才会到来的刑罚。这样的刑罚不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会引起的反感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同情，造成刑罚适得其反的结果。
　　从造成追诉时效中断的原因上看，造成时效中断的“又犯罪”既没有区分犯罪的罪过，又没有区分犯罪的性质，而实质上这一规定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存在缺陷。首先，犯罪的罪过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别。累犯作了具体的规定，但是追诉时效中断这一问题上的规定却未为完善，应当将刑法条文进行完善，即从“又犯罪”中剔除过失犯罪的情形。因为以过失犯罪作为追诉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之一，实际上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一个守法公民与一个正处在追诉时效期内的犯罪人相比较，同时犯过失犯罪，难道能断言前者的主观恶性明显少于后者吗?其次，就犯罪性质而言，除非二者之间存在着犯罪性质的相同性，否则不宜引起追诉时效之中断。犯罪性质纷繁多样，实质上就是犯罪侵犯客体的多样性。在追诉时效延长这一问题上应该区分犯罪直接客体之不同，而不应以一般客体代之，否则易引起以偏概全。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刑罚的目的针对犯罪嫌疑人而言为特别预防，即预防再犯罪，消灭犯罪可能性。正是基于此认识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因为认识到犯罪人在这方面的主观恶性仍未消灭。
　　总之，追诉时效作为一项导致刑罚消灭的替代性制度，其出发点在于为刑法所力不能及的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置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性措施，以期犯罪人能够在此期限内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达到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效果。因此追诉时效期限不宜过长，而且其延长和中断亦应有一个理性的标准，从而寻求国家利益与犯罪人合法权益之最佳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