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法硕主观题班法制史讲义(4)
发布时间：2010/1/9 16:58:38 来源：城市学习网 编辑：紫藤
第二节 秦朝法律制度
刑事立法
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
1．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秦律规定，凡属未成年者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处罚。秦律确立以身高为标准，大约规定男身高达六尺五寸，女身高达六尺二寸。《秦简?法律答问》记载：“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偿稼。”又载：“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何论?当完城旦。”又《仓律》规定：“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
2．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原则。秦律重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别。秦律中故意称为“端”或“端为”，过失称“不端”。故意犯罪处刑从重，过失犯罪处刑从轻。《秦简?法律答问》说：“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可(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在秦律中，“诬人”即故意诬告，实行反坐；而“告不审”属过失行为，从轻处理。
3．盗窃按赃值定罪的原则。秦律中把赃值分为三等：一百一十钱、二百二十钱、六百六十钱。对于侵犯财产的盗窃罪，根据以上不同等级的赃值，分别定罪。一般赃值少的定罪轻，赃值多的定罪重。
4．共同犯罪与集团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秦律规定，一人盗窃赃值过六百六十钱，处以“黥为城旦”的刑罚；不满五人盗窃赃值过六百六十钱，处以“黥劓以为城旦”的刑罚。但是如果五人盗窃赃值虽一钱以上，则加重判处“斩左趾，有(又)黥以为城旦”。可见秦律在处罚侵百巳财产罪上，集团犯罪(五人以上)较个体犯罪和一般共同犯罪加重量刑。
5．累犯加重的原则。《秦简?法律答问》记载：“当耐为隶臣，以司寇诬人，可(何)论?当耐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即本身已犯罪，再犯诬告罪，则应加重处罚，除去耐为隶臣原有刑罚外，还要判处城旦苦役六年。
6．教唆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按秦律规定，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者加重处罚。如“甲谋遣乙盗，一日，乙且往盗，未到，得，皆赎黥”。即乙未得手，甲也与之同罪。若教唆未满15岁的人抢劫杀人，虽分赃仅为十钱，教唆者也要处以碎尸刑。
7．自首减轻处罚的原则。秦律规定，凡携带所借公物外逃，主动自首者，不以盗窃论处，而以逃亡论处。再如隶臣妾在服刑期间逃亡后又自首，只笞五十，补足期限。若犯罪后 能主动消除犯罪后果者，可减免处罚。
8．诬告反坐原则。秦律规定，故意捏造事实陷害他人者，即构成诬告罪，按被诬告人所受到的刑罚，对诬告者处罚。《秦简?法律答问》载：“完城旦，以黥城旦诬人，何论?当黥。”
9．连坐原则。秦朝延续商鞅变法时期措施，全面实行犯罪连坐制度，本人虽未实施犯罪行为，但因与犯罪者有某种关系而受牵连人罪者，极为普遍。
第三节 汉朝法律制度
一、刑事立法
(一)文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
秦代灭亡后，汉代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深刻反思和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认识到传统的肉刑不利于封建政权的稳固；汉文帝继位以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较稳定，社会上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的繁荣景象。这些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汉文帝、景帝时期实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刑制改革。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获罪当施肉刑，其小女缇萦上书文帝：“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并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以替父赎罪。缇萦之举引起了汉文帝的思考，诏书云：“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又说：“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遂下令废肉刑，把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改劓刑为笞刑三百，改斩左趾为笞刑五百，斩右趾为弃市刑。这次改革从法律上废除了肉刑，具有重大意义。但也不尽理想，改革中有由轻改重者，如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劓刑、斩左趾虽改为笞刑，但因笞刑笞数太多，使受刑者难保性命，即存在“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之缺陷，故改革有待进一步完善。
汉景帝时期，在文帝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刑制改革。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遂下令将文帝时的笞三百改为笞二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又下诏令：“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同年，景帝又颁布诏令，改革刑具，规定笞杖长五尺，面宽一寸，末端厚半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以及行刑时不得换人等。这使得刑制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文景时期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为结束奴隶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无疑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刑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刑罚适用原则
1．上请。随着汉代儒家思想的影响、封建特权意识的发展，当时规定了上请制度。所谓上请，即当官贵犯罪后，可以通过请示皇帝给有罪者某些优待。高祖刘邦时期规定：“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汉宣帝、平帝时期规定：凡六百石以上官吏、公侯及子孙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请”的特权。东汉时期上请的范围继续扩大，以至不满六百石的官吏都可以享受这种特权。汉代官贵享有的这项特权，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这就为官贵犯罪后逃避法律惩处，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2．亲亲得相首匿。“亲亲得相首匿” 源于儒家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是指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反逆、大逆外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至汉宣帝时期明确规定：“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也就是说对亲属中的卑幼首匿尊长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亲属中的尊长首匿卑幼的犯罪，一般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的罪责。这个刑罚适用原则一直为后世封建王朝所沿用。自此，标志着封建法律开始儒家化。
二、司法制度
(一) “春秋决狱”
所谓“春秋决狱”，是指以《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特别是作为决断疑难案件的重要依据。它为汉代统治者所提倡，是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春秋决狱”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论心定罪”，即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的精神定罪，若符合，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反儒家倡导的“忠”、“孝”之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也要认定为犯罪，并予以严惩。即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二)秋冬行刑
汉代对判决的执行上，较之秦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的例证是，死刑采取秋冬行刑制度。即在立秋以后、冬至以前这段特定的时间内执行死刑。这主要受到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春夏以阳为主，万物生长，不宜刑杀。秋冬以阴为主，万物凋零，应施刑罚，清理狱讼。这种“行刑”说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故为后世封建法律所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