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加役流
　　贞观初，魏征等大臣以律令苛重为由，提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更为“断其右趾”。唐太宗认为，以断右趾作为减死之罪仍然过重，徒增犯人苦楚，没有同意。后交付臣下重议。其后，弘献、房玄龄等反复与“八座”集议，终于创设了流三千里，居作三年的加役流制度，取代了断右趾等残酷的肉刑，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替代死刑的比较适当的手段，其后，又成为封建后世固定不变的制度。
　　7、三司推事
　　遇到全国性的重大疑难案件，则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和御史台御史共同审理，这种由三法司主要长官会审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称作“三司推事”。
　　8、换推
　　为了防止司法官在审讯过程中因亲故仇嫌关系而妨碍公正审判，唐朝在《唐六典》中第一次规定了回避制度，当时称为“换推”，“凡鞫狱官与被鞫人又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也就是说，若承审官与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准许更换承审官。这一制度对于保证司法公正有一定作用。
　　9、请
　　“请”的规格低于“议”。它主要适用于“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这类人犯罪，官吏有权条陈其罪及应请的情状，如是死罪，则依律确定应斩或绞，禀明皇帝听候发落；流刑一下，自然减刑一等。“请”的限制条款比“议”多，除犯“十恶”外，“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适用“请”条

　　10、六杀
　　关于杀人罪，唐代对封建刑法理论的最大发展，就是在《斗讼律》中区分了“六杀”，即所谓的“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唐律的“谋杀”指预谋杀人（但没有实施）：“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谋杀人，一般减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属则处以死刑，体现了维护封建礼教的原则。故意杀人，一般处以斩刑。误杀则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戏杀则减斗杀罪二等处罚。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用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代刑法的完备与立法技术的发展。
　　11、《开皇律》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开皇律》继承了魏晋以来各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改革，使封建法典在体例和内容上得到进一步完善，其成就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一下几方面。
　　第一， 篇章体例更加简要。《开皇律》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立法传统，体例上仍为十二篇，第一篇仍为“名例”，其他十一篇篇名稍有变化，如“禁卫”改“卫禁”，“婚户”改“户婚”，强调了对皇帝人身安全的保护和对田制赋役制度的重视，使法典篇目的安排更加科学，用语更加严谨。又把“捕断”分为“捕亡”“断狱”两篇，并将其移至最后，形成整部法典总则在前，分则在后，实体在前，程序在后的体例格局。
　　第二， 刑罚简明宽平，确立封建制五刑。其“简明”表现在：其一，减少了条数，全律定留500条，比《北齐律》少了近一半。其二，死刑种类只留斩、绞两种，改变了至北齐后期死刑仍存轘、枭首、斩、绞四种的状况。其“宽平”表现在：其一，进一步废除了前代的酷刑，改以笞、杖、徒、流、死为基本的刑罚手段。其二，在继承北朝刑罚体制的基础上，对流刑的距离、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数额均做了减轻的规定。
　　第三， 创设了“十恶”制度。《开皇律》在继承北齐“重罪十条”的基础上，首次将其定名为“十恶”制度，置于篇首，作为封建法律的重点打击对象。“十恶”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此“十恶”重罪者，不仅对本人严厉制裁，而且株连家属、没收财产。即使是贵族官僚也不能享受“八议”和赎刑的优待。
　　第四， 继承并发展了维护贵族官僚特权的法律制度。如肯定了《魏律》中的“八议”制度，继续规定，凡这八种人犯罪，均可通过特别的程序，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在此基础上，首次明确规定，凡“八议”之人及七品以上官，犯非“十恶”之罪，可以例减一等；九品以上官可以用铜赎罪，并详细规定了各等刑罚赎铜的数额；继续规定，官吏不论犯公罪还是私罪应判流刑的，均可用官品抵挡相应的刑罚，而且条文更加明确具体。
　　隋初制定的《开皇律》代表了隋朝立法的最高成就，它承袭了前朝法制长期发展的丰富经验，经过删繁就简，补充完善，使封建法典的编纂进一步系统、规范，为我国封建法律的定型化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由于《开皇律》所规定的各项基本制度均被唐律直接继承，后来又为宋、明、清各朝所沿用，因此，隋《开皇律》在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12、唐代的立法指导思想及其主要内容
　　（一） 德主刑辅，礼法并用
　　所谓“德主刑辅”，其基本要义就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即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而以刑罚制裁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而这均不可缺少，要德刑相济、礼法并用，即重视“德”的指导作用，同时又不放弃刑罚的使用。二者地位不同，要多德少刑，先德后刑。
　　（二） 立法要宽简
　　所谓“宽”即宽平，要求做到减轻刑罚；所谓“简”即简约，要求做到立法简明。
　　（三） 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所谓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就是要求：在立法时应当审慎，不轻易的制定新的法令；法令一旦制定出来，就要坚决的执行，不能轻易的改变和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