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娃娃，泥娃娃，泥呀么泥娃娃……”悠扬的汉语歌声远远从教室里传来，不太标准的发音和稚嫩的嗓子让人有些忍俊不禁。记者日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哈卡威小学采访时看到，几十名小学二年级至五年级的“洋娃娃”正在中国老师的帮助下，努力学唱中文歌，四周教室的墙壁上也都挂满了充满中国味儿的招贴画和小物件。

　　哈卡威小学助理校长西蒙妮·兰德尔对记者介绍，澳大利亚各州小学目前正掀起前所未有的中文学习热，目前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中文作为外语学习的第一选择，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澳大利亚未来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

　　哈卡威小学这一场景，只是澳几十年来全力推行国家外语教育战略的一个典型缩影。作为一个奉行多元文化的多语言移民国家，澳大利亚深刻认识到外语是对外合作交往的手段。外语教育的质量事关国家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有助于一个国家适应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为此，澳历任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外语教育政策，其外语教育政策引起国际语言学家和政治家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成功的语言政策实施范例。

　　中央层面执政、在野两党有共识：攸关国家安全 制订多部政策

　　目前就职于墨尔本大学的着名语言学家约瑟夫·罗比安科1983年开始制定澳大利亚第一部体现多元文化的语言政策，被称为澳大利亚语言政策“教父”。这部名为《国家语言政策》的文件于1987年颁布实施，使澳成为全球第一个实施多语言政策的国家。

　　——因国家战略安全“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罗比安科告诉记者，无论目前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还是在野的工党，他们在过去近30年一直拥有这样一个共识：为维持国家战略安全和国际竞争力必须全力推进外语教育。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多级化，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而澳大利亚在体量上是一个中等国家，无论安全或经济都严重依赖域外，因此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必须同时与尽可能多的国家进行交往，而不能仅仅依赖美国等盟国。否则一旦命脉被切断，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在此背景下，澳政府一直在刻意推进不同语种教育。

　　——出台多部政策根据时代发展持续更新。记者调研了解到，澳政府1991年出台白皮书《澳大利亚的语言：澳大利亚语言与读写能力政策》，对外语学习设定了一个长远目标, 即到 2000年所有澳大利亚人将有机会学习一门适合他们需要的外语。此外，集中力量资助14种优先语言, 其中包括重要的少数族群社区语言, 如土着语、意大利语、德语、希腊语、西班牙语、越南语；6种在区域和经济上显得重要的语言：中文、印尼语、日语、韩语、俄语和泰语；两种在经济和文化上显得重要的语言：阿拉伯语和法语。而且白皮书建议各州和地区从中确定8种作为其优先语言，为每个参加优先语言学习的12年级的学生提供 300澳元特别资助金, 资助比例最高达到12年级学生人数的25%。此后，随着亚洲在澳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的重要性不断加大，澳联邦政府相继颁布《澳大利亚国家学校亚洲语言与研究战略》《国家学校亚洲语言与研究计划》，尤其是会讲中文的前总理陆克文执政后，进一步确定了向亚洲语言教育倾斜的政策办法。

　　——中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制定政策不可或缺。罗比安科曾担任联邦政府语言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负责人，但随着不同执政党的具体政策调整，这一机构于2002年被撤销，目前各州、地区分别执行各自的外语教育计划，定期由联邦教育部协调在一起磋商。他认为，澳政府撤销中央管理机构是一大败笔，导致各州“各自为战”。尽管联邦政府不论谁执政，宏观上对强化外语战略没有分歧，但由于地方政府轮替，使需要在具体执行层面持之以恒的部分举措缺乏连贯。

　　以亚洲语言为核心进行外语教育规划

　　公开资料显示，全澳正在被使用的语言超过300种，目前在学校被教授的有55种。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资源都是有限的，那么澳方选择何种语言进行关键语种扶持呢？

　　全球最大的海外中文学校新金山中文学校校长孙浩良说，受经济理性主义影响，澳历届政府把语言看做一种提升国家经济竞争优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过去十余年来，亚洲在澳大利亚双向贸易中已占据绝对核心地位。比如，目前中国是澳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目的地。“现在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的前途在亚洲。”

　　随着政府对亚洲认同的深入，为发挥语言的经济价值，多年来澳官方一直将中文、日文、印尼文和韩文四种亚洲语言视为外语教育扶持的重中之重。据罗比安科介绍，在2001年澳外交贸易部的语言优先名单上，中文、日文、印尼文被列为第一等级，而欧洲语言绝大部分被列入第三等级。

　　罗比安科根据自己参与的项目透露，目前澳政府确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至少有25%的12年级学生能够完成一门外语学习并毕业，在小学则要求100%的学生接受一门外语教育。而在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最发达的维多利亚州，高考（VCE）外语语种有近20种，这25%的12年级学生参加高考时要确保至少一半人参加亚洲语言考试。

　　孙浩良说，澳大利亚外语教育从小学就开始了。由于中小学教育是州政府的权限，目前中小学外语能力评价标准都是各个州自行确定。而外语在个人评价中的权重，主要体现在高考中。

　　孙浩良认为，从趋势看澳大利亚人普遍对学习外语越来越积极。作为基层外语教育执行者，他的体会特别明显。比如近两年已有超过20所有小学要求和新金山学校展开中文教育合作，要求他派遣教师开设相应课程。就在最近，又有三所学校希望他明年能开设全日制中文课，6所要求开设选修课，这体现的就是澳大利亚社会对融入亚洲、全力推进亚洲语言教育的巨大需求。

　　可供借鉴：中央建立应急语言人才储备 社区全力扶持多语言教育

　　与任何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面临着语言人才流失的问题，但主要从中央储备和地方扶持社区教育两方面着手应对。

　　罗比安科说，美国“9·11事件”对澳大利亚安全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美国政府四处招募阿拉伯语人才的景象让人记忆犹新。澳联邦政府外交贸易部后来专门设立了国防语言学校，重点教授与国家安全和对外经贸联系密切的战略性语种，因为“你不知道何时会需要这些也许冷门，但可能关键的语言”。他本人现在就在该学校学习缅甸语。与此同时，该学校还在有选择的移民社区对其语言教育进行支持。由于时代和需求不断变化，该学校每两年调整一次战略语种名单，以求最大限度服务于政府需求。

　　而在社区层面，澳有关部门对不同的移民群体予以资助，帮助他们对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母语教育。“每周六，澳大利亚全国的伊朗、阿拉伯、土耳其和葡萄牙等移民社区，都会开设自己的语言培训科目，而政府对这些项目是给钱资助的。”

　　曾多次访华开展合作的罗比安科认为，中国的外语教育战略可从以上两点借鉴。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外语教育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过于偏向英语教育，造成其他小语种虽面临较大需求，但人才供给却跟不上的窘境；二是中国的语言教育政策和体系是自上而下，开设科目来自于行政规划而不是市场、民间需求；三是贫穷偏远地区的外语教学质量远远赶不上北上广等发达地区，师资力量难以令人满意；四是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民族语言和汉语“双语教育”，同时还要教授英语，但这些民族地区的教学方针和师资配备均无法完成这一目标；五是中国学校的英语教学质量难以令人满意，学生学到的内容和实际生活严重脱节，收获有限；六是中国有关部门仅仅强调学校外语教育，没有在社会上形成相应的语言教育配套和氛围，以致学生出了校门没多久就忘记所学，这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几亿人学习英语，外国人在街头却难以找到可沟通的中国人这一奇特现象。

　　罗比安科认为，其中部分问题他无法提供解决方案，但有些建议可供中国有关部门参考。

　　——由学校、老师和学生来决定学习何种语言，使外语教育匹配市场需求，而不是由行政部门指定；

　　——中国虽不像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有天然的语言库存，但在北上广等发达地区有大量英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韩语等外国人群体。这些人长期定居中国，可从扶持这些群体的社区语言教育着手，扩大全社会学习不同语言的氛围，也可从中挖掘资源建立应急语言人才储备；

　　——避免过于偏重英语教育，多教授其他语种，尽量鼓励学生学习两门外语，这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学校英语教育应尽量贴近实际生活需求。